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中国出现赴德留学的热潮，这在同济毕业生中尤为踊跃。

        1923年，朱德等一批留学生到德国哥廷根城时，前来迎接的留德同学会会长魏时珍就是同济毕业生。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同济学生有100多人。

        同济大学和德国有很密切的联系，建校初期也有一些毕业生到德国继续学业，如国民党元老朱家骅等。进入上世纪20年代以后，随着学校“以教授高等学术，养成专门人才”办学宗旨的确立，并且德国承认了同济大学毕业生的资格，使留德人数空前增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21年同济大学在德留学生达102人，其中1920年到德国的57人，1921年到德国的37人。这些学生中有50人学习医科，有22人学习机械和电工科，与同济大学当时所设学科是紧密吻和的。但也有一些留学生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其他学科，如数理、纺织印染、采矿等，还有的学习哲学等文史类学科。

        当时同济大学采用的是德国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，德籍教师占四分之三。德国老师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，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同济不仅打下了较好的专业知识基础，也得到了德语语言训练，再加上已适应德国的教育模式，一些学生自然而然就有了日后去德国留学的想法。一些德国老师甚至对留德学生日后的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        当时同济留德学生，考上公费出国的占一部分，大部分是自费留学，由学校负责直接送往德国的是少数。到了30年代后，国家公费生的派遣成为主渠道。国民政府的留学教育开始转向以地方留学为重心。另外，外方资助也成为这一时期学生留德的一种重要经费渠道。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就是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，赴德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。

        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虽然身在德国，但祖国的情况时时刻刻牵动着同济学子的心。无论是战争的年代，还是相对稳定和平的年代，身在德国的同济人始终心系祖国，不忘将各种新科研成果介绍给祖国。上世纪30年代，上海的一些杂志开始出版“爱因斯坦号”和“相对论”号，其中《少年中国》在1922年2月就出版的“相对论号”的文章就是由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同济大学毕业生魏时珍、王光祈撰写的。他们还发起组织了中德文化研究会，通过报纸、杂志，积极“将德国的文化介绍至中国，中国的文化介绍给德国”。

        这一时期留德的同济学生在学术领域刻苦钻研，出现了一批日后杰出的人物：20年代留德的贝时璋（生物学家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）、梁伯强（病理学家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山大学教授）、宁誉（皮肤科专家、第三军医大学教授）、金问淇（妇产科专家、武汉医学院教授）、宗白华（美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）、魏时珍（数学家、四川大学教授）、梁之彦（生化学家、同济医科大学教授）等。       （王苹）

    （转载自《新民晚报》2007年5月17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