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5月13日本版刊出《从上海到李庄》后，在不少老同济人心中激起回响。本刊收到好几篇来稿，现从中择取相关的两节，以作为那段岁月的纪念和回味――

        抗战中期川南小镇李庄的接纳，致使同济弦歌不绝。同济附中当时在麻柳坪，全是平房。点灯是用四川出的一种灯草加菜油。蚊子很多。吃饭有食堂，同学轮流当监厨和采买。生活艰苦，但同学们学习努力。课余还出壁报，也有文艺演出。我1945年秋进附中，年纪很小，个子也小。曾在小歌剧中演一只猫，从此得了“小猫”的外号。

        我们女同学不多，几个年级都在一个宿舍。梁思成先生的女儿梁再冰也在附中，但她不住校。和我最要好的祝希媛也不住校，因为她父亲是工学院教授。她母亲是职员，主管给学生发公费。她姐妹兄弟很多，老三（也可能是老二）祝希娟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，近年还回到过李庄。她家是江西人，但姐妹们人人讲一口标准四川话。

        麻柳坪离镇上还有大约两里路。我们有时晚上出去，手中点一根竹蔑做的火把照明。大学同学有许多晚上坐茶馆。白天也有在茶馆认真学习的。泡一碗盖碗茶，你坐上一天，店主也不会赶你走。

    日本飞机对上游宜宾、下游泸州多次轰炸，中间的南溪江安都不是轰炸目标，李庄就更不是了。但也拉警报，这时便不上课了，跑到竹林中去呆上一小时。每逢赶场天，李庄中小学生上街宣传抗日。有讲演，也有唱歌。

        1946年同济开始离开李庄，分批出发。那时小镇码头上天天有带着行李的学生，先上船到宜宾，再搭大一些的轮船东下。那气氛一方面是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，另一方面又是对李庄的不舍。这种心情，到现在还难以忘怀。

        ――周懋庸（四九届）

        我和同济原无渊源，1942年冬因友人介绍才接得“公共科讲师”聘约。春季开学前到校报到，受任同济附中一班“国文”。

        李庄本体是个四条街构成的“口”字形古镇。北倚大江，南北不宽，东西依江延伸却有二三里。拥有不少寺庙、祠堂和大宅院，可供利用，同济就是因此而和它结缘的。走出镇东门，是一条宽整的石板大道，通向乡郊。道侧耸立着一列高高的麻柳树，浓绿成荫，所以得名“麻柳坪”。走约半里光景，道北有条泥路通向近百米外的江边。这里有些竹林、农舍、菜圃、蔗田；道南则出现两座水泥与鹅卵石胶结成的石柱，有如门阙，左右并各附一段矮矮的石墙。这就是同济附中的校门，但没挂校牌。

        那时同学入学后享有助学金，但数目不大，所以生活是艰苦的。伙食由各班轮流推人经管，虽精打细算，饭菜还是量少质差，仅能勉强饱腹。有时，上午的课正在进行，远处突传来猪叫声，同学们便都欣然色喜，因为这是今午“打牙祭”(餐有肉)的信号。用水由工人直接从江边挑来，饮用的则用明矾先加净化。同学浣洗衣服，就径去江边。好在，平时闲散，田野美景，江上清风，都不费一钱欣赏。到镇上，也只是走走、看看，或买些日用品。偶尔，经过东街也折入巷口，花角把钱买包“哑巴花生”，这是全镇“名牌”，而“七颗花生可以抵上一匙鱼肝油”的“保健名言”正在师生间流传……

        李庄这弹丸之地，骤然涌来超过原居民两倍左右的同济人，并没什么冲突，却是地尽其用，人爱此土。在那座雄踞镇北、背镇面江的禹王宫墙外，有一片宽阔地，正好供大学部学生会每晨张贴新闻之用，这就引得关心国事和战讯的师生每天来此一走(因重庆报纸要隔两天才到，而收音机当时又极希罕)。而宫内以大方砖铺地的大厅堂侧有张长方形大木桌，上面乱摊着不少平寄邮件，稍一翻检，也许发现一封正是你的万金家书(有的还来自“沦陷区”)，这就让人们记得常来。厅堂原是安放神龛之处，神龛已被移走，因而显得空荡荡。那里还有一座大戏台，原是供演戏娱神，现在却是晚会演剧的佳处。幕墙背后一些房间和左右厢房上层不少房间，则成为校领导和各科室的办公室，构成了“总部”。1944年秋冬间，曾在此举行过一次盛况空前，让人历久难忘的大会。这天上午，全校停课，汇集于此举行“知识青年从军动员大会”。原来，之前不久，敌人已侵入了贵州独山，局势骤紧。当局发出了“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知青从军号召，动员报告后开始报名，顿时，大学生潮涌般拥向阶前长桌，争相庄重报名，附中适龄同学也跻身行列间。同学们纯洁炽烈的爱国激情，令我心魂震撼，热泪盈眶。脑子里突地蹦出八个大字：“神州禹城，扫净敌踪!”向他们颂赞，为他们预祝。留李庄三年，虽说是在“任教”，实则是在“受教”，获益良多。

        ――曹融南

（转载自《文汇报》2007年6月15日）